寻找富士康事件的元凶———从工人连环自杀说起

文:郑依依 香港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项目干事

今年五月,中国工人骚动不宁。

不足半年,台资电子代工企业「富士康」在深圳的厂区不断有年轻工人堕楼死亡,到了五月,自杀的工人隔数天一跳甚至一日一跳,连环轻生的死伤事故,攀上了高峰。至五月二十六日,媒体在「十二连跳」上停止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计算。以死唤出的沉默呼救声,引起世界各地媒体关注中国工人劳动现状,各省各地迭起的工潮,给四月底国家主 席胡锦涛「让工人体面劳动」的呼吁,留下一个相当讽刺的注脚。

在所谓「民工荒」的年头,富士康工人不寻常的连环自杀事件,染着神秘的底色。

压力巨大 工序以秒计

令人难解的是轻生者「跳楼而不跳槽」。赶. 谜题下结论者,纷纷依据厂方的公布,指死者因个人原因而寻短见,甚至轻易将之套入「八十后、九十后农民工抗逆力低」的简单答案内,以回答这些只有十八至二十五岁的死伤者,为何无法如上一代工人般,以超乎想象的意志力,背负思家的离情,忍受充满工伤陷阱的工作环境和老板明摆着或钻空子的压榨剥削,换取微薄的工钱。

富士康自一九八八年起进入中国大陆,在华南、华东、华北等地都有投资,如今在内地有员工八十多万,其中四十二万名员工在深圳。的确,若与其它工厂相比,规模庞大的富士康以薪准、社会保险福利齐全,成为从各地南来的农民

工心中理想的打工天堂。即使在自杀事件发生后,每天仍有上千的年轻新面孔,排在富士康的招工队伍中,为每天二十四小时一刻都难停下的生产线,填补上其实同样高速流失的工人岗位空缺。

但工人努力挤进这世界最大的电子代工厂后,却会发现,看来符合劳动法律要求的工作条件,却是把高压罩在每个工人身上的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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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要问:既然工厂不是好的出路,这些正值青春年华的年轻工人何不回乡?来自安徽岳西的自杀死者梁超以性命阐明了他所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无路可退的困局。

工人绝望 工会不可信

富士康每天源源不绝为郭台铭的「一流客户」,譬如苹果、诺基亚、戴尔、惠普 ……输出最时尚尖端的科技产品。为了得到这些国际品牌的订单,富士康迁就客户的采购策略,以低成本与同行竞争。有美国科技产品调查便发现,售价七百二十九美元的32G iPad 平板计算机,代工生产的厂商只要十一点二美元。郭台铭认同「cost down 是一种服务」,但那却是以不断压缩用工成本所达至:富士康国际去年的年报指出,截至二○○九年年底,集团其中一间子公司共拥有雇员十一点八万余人,较前一年同期增加了约百分之十,但反而,其二○○九年员工成本总额仅为四点八五亿美元,比前一年的六点七二亿美元大减百分之二十八。劳动力减少而生产期限不断压 缩,工人的压力不断攀升,最终由工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但在国家法律事实上给予工人相当周全保障的人间,富士康如何变成资本家的天堂?历时长久的连环自杀事件中,富士康工会的缺席,也许说明了工人绝望的情况。

中国《工会法》第一章第六条明确要求「工会通过平等协商与集体合同制度,协调劳动关系,维护企业职工劳动权益、「工会必须密切联系职工,听取和反映职工的意 见和要求,关心职工的生活,帮助职工解决困难」;然而,富士康工会副主席陈宏方曾向媒体坦承,厂内专职工会人员只有十五人,兼职二百七十人,于四十二万人 的大厂来说,远低于每千人配备一名工会干部的国家标准,可想而知,它连仅沟通工人的职能也难以办到;而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才选出的第一任工会主席陈 鹏,除了是富士康集团的「对外办公室专理」,更有传言为郭台铭的秘书,富士康工会的代表性,可以想见。

无法信任的工会,工人怎会借助其平台,聚结集体力量找到出路?在这上半年里,被绝望击溃而轻生的工人,媒体记名报道的至少有十三人,但无声离开富士康的,每天都有更多更多。据富士康的数据,每月有百分之四的员工离职,即一年有接近二十万人他去。

当农民工惨遭剥削,富士康才是郭台铭与国际电子品牌的「生产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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