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富士康事件的元兇———從工人連環自殺說起

文:鄭依依香港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項目幹事

今年五月,中國工人騷動不寧。

不足半年,台資電子代工企業「富士康」在深圳的廠區不斷有年輕工人墮樓死亡,到了五月,自殺的工人隔數天一跳甚至一日一跳,連環輕生的死傷事故,攀上了高峰。至五月二十六日,媒體在「十二連跳」上停止了令人觸目驚心的計算。以死喚出的沉默呼救聲,引起世界各地媒體關注中國工人勞動現狀,各省各地迭起的工潮,給四月底國家主席胡錦濤「讓工人體面勞動」的呼籲,留下一個相當諷刺的注腳。

在所謂「民工荒」的年頭,富士康工人不尋常的連環自殺事件,染神秘的底色。

壓力巨大工序以秒計

令人難解的是輕生者「跳樓而不跳槽」。趕.為謎題下結論者,紛紛依據廠方的公布,指死者因個人原因而尋短見,甚至輕易將之套入「八十後、九十後農民工抗逆力低」的簡單答案內,以回答這些只有十八至二十五歲的死傷者,為何無法如上一代工人般,以超乎想像的意志力,背負思家的離情,忍受充滿工傷陷阱的工作環境和老闆明擺或鑽空子的壓榨剝削,換取微薄的工錢。

富士康自一九八八年起進入中國大陸,在華南、華東、華北等地都有投資,如今在內地有員工八十多萬,其中四十二萬名員工在深圳。的確,若與其他工廠相比,規模龐大的富士康以薪準、社會保險福利齊全,成為從各地南來的農民

工心中理想的打工天堂。即使在自殺事件發生後,每天仍有上千的年輕新面孔,排在富士康的招工隊伍中,為每天二十四小時一刻都難停下的生產線,填補上其實同樣高速流失的工人崗位空缺。

但工人努力擠進這世界最大的電子代工廠後,卻會發現,看來符合勞動法律要求的工作條件,卻是把高壓罩在每個工人身上的元兇。

……

也許有人要問:既然工廠不是好的出路,這些正值青春年華的年輕工人何不回鄉?來自安徽岳西的自殺死者梁超以性命闡明了他所代表的新生代農民工無路可退的困局。

工人絕望工會不可信

富士康每天源源不絕為郭台銘的「一流客戶」,譬如蘋果、諾基亞、戴爾、惠普……輸出最時尚尖端的科技產品。為了得到這些國際品牌的訂單,富士康遷就客戶的採購策略,以低成本與同行競爭。有美國科技產品調查便發現,售價七百二十九美元的32G iPad 平板電腦,代工生產的廠商只要十一點二美元。郭台銘認同「cost down也 是一種服務」,但那卻是以不斷壓縮用工成本所達至:富士康國際去年的年報指出,截至二○○九年年底,集團其中一間子公司共擁有雇員十一點八萬餘人,較前一 年同期增加了約百分之十,但反而,其二○○九年員工成本總額僅為四點八五億美元,比前一年的六點七二億美元大減百分之二十八。勞動力減少而生產期限不斷壓 縮,工人的壓力不斷攀升,最終由工人付出生命的代價。

但在國家法律事實上給予工人相當周全保障的人間,富士康如何變成資本家的天堂?歷時長久的連環自殺事件中,富士康工會的缺席,也許說明了工人絕望的情況。

中國《工會法》第一章第六條明確要求「工會通過平等協商與集體合同制度,協調勞動關係,維護企業職工勞動權益、「工會必須密切聯繫職工,聽取和反映職工的意 見和要求,關心職工的生活,幫助職工解決困難」;然而,富士康工會副主席陳宏方曾向媒體坦承,廠內專職工會人員只有十五人,兼職二百七十人,於四十二萬人 的大廠來說,遠低於每千人配備一名工會幹部的國家標準,可想而知,它連僅溝通工人的職能也難以辦到;而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才選出的第一任工會主席陳鵬,除了是富士康集團的「對外辦公室專理」,更有傳言為郭台銘的秘書,富士康工會的代表性,可以想見。

無法信任的工會,工人怎會借助其平台,聚結集體力量找到出路?在這上半年裏,被絕望擊潰而輕生的工人,媒體記名報道的至少有十三人,但無聲離開富士康的,每天都有更多更多。據富士康的資料,每月有百分之四的員工離職,即一年有接近二十萬人他去。

當農民工慘遭剝削,富士康才是郭台銘與國際電子品牌的「生產天堂」。

(全文可在此下載 http://sacom.hk/wp-content/uploads/2010/07/mingpao_monthly_july_2010.pdf )